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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想衣裳花想容，胡服时妆呈世情。

说起唐代女装，除了仙气十足的霓裳羽衣外，最鲜明的符号大概就是大红大紫，低胸高腰的石榴裙了，其实在唐代初中晚三个时期，还有一股女装的清流存在，那就是胡服男装以及与时世妆搭配的改良版回鹘服。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全用胡服，唐武德、贞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博矣。”

初唐时，天下平定，百姓安宁，到处充满希望与朝气，女子们的衣着大都是窄小紧身，简洁大方的胡服，健美是这时期女性的审美诉求。

到了万国来朝的盛唐时期，女人们一个个吃的白又胖，衣服肥又大，还时不时露个胸，用胭脂把脸搓的像红苹果，美其名曰“红妆”，所幸这一形象只是大多数，那些特立独行的时尚引领者们，着男装、跨骏马、打围猎，端的是英姿飒爽，彰显个性是这时期主流女性的审美追求。

时间来到中晚唐，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及衰的鲜明转折点，热情似火的红妆被裸脸、八字眉、黑嘴唇的啼妆取代，色彩缤纷的各式裙装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因助唐平定叛乱的回鹘人服饰，成了潮流女性追逐的最新款，这种爱屋及乌的行为集中反映了七年战乱给人们身心造成的沉重打击。

时装被称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真是再恰当不过的比喻了。

1、胡服红妆，是唐女们源于盛世的浓烈情感释放

唐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朝代，大量胡人涌入长安，在这里经商、开店、贸易、侍佣，享受大唐红利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服饰文化带来大唐。

另一个使得胡服兴起的关键点，是有胡人血统的唐王室子弟对胡服骑射的异常热爱，唐太宗、唐玄宗都喜欢胡舞，胡人的音乐、服饰也在宫廷内非常流行，受皇室影响，唐代贵族女性也对满满异域风的胡服趋之若鹜，借此胡服由上及下很快蔓延到民间，穿胡服同奏胡乐、跳胡舞、饮胡酒一饮，成为长安街头的一种风尚。

那时女子以身穿紧腰胡装、足蹬小皮靴的胡服，朱唇赭颊的妆容为最时尚的装扮。赭颊即为红妆，为凸显娇羞的媚态，满足对浓艳色彩的偏爱，唐女们把整张脸上遍涂白粉，在此基础上可劲儿把嫣红如火的胭脂涂满脸，别说眼睑额头了，就连可怜的耳朵都不给放过，还美其名曰桃花妆，实则看上去像喝半瓶二锅头后涨红的脸。

元稹曾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新唐书·舆服志》也有:“中宗时,后宫戴胡帽,穿丈夫衣靴。”《唐内典·内官尚服注》记载: “皇后太子妃青袜,加金饰,开元时或著丈夫衣靴。”

唐居的《胡旋舞》中，更生动记载了杨贵妃穿小袖袍胡服跳舞的事情：“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就是胡舞的一种。

小袖袍胡服，不仅样式新颖别致，紧身小袖袍更能充分显现女性身材的婀娜风姿，而且胡服不受唐朝礼法约束，不用分尊卑身份，贵女与平民一样穿戴极为常见。

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真可算是前无古人的大胆行为了，究其原因，一是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二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特殊背景，特别是在男女权益上，唐比其他朝代不知要先进多少倍。

幞头袍衫与革靴，不再是男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而是女人也随时可以穿戴的常服，小女子娇媚如花，身着大丈夫衣装，是如此的英姿飒爽。

唐代的昌明昌盛不在于他强悍的开疆拓土能力，也不是万国来朝的恢弘霸气，而是允许女扮男装这种“异端”存在，这才是大唐包容万象的开放精神之最好体呈现。

2、不爱红妆爱戎装，是唐女们渴望自由独立，想与男性比肩的心理反射

在胡服骑射影响下，“女着男装”成为中唐时期的流行风尚，这在唐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异端行为”

初唐胡服的兴起是从宫廷到民间，而盛唐时女扮男装的流行却是从低到高逆行而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唐时期普罗大众的的审美与影响力足可以跟贵族阶层比肩。

唐代薛逢的《宫词》中有言：“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这句诗的意思是在讲，一位难得君王宠爱的妃子，羡慕穿着袍袴男装的宫女可以随时为皇帝铺床叠被，“袍袴”原本是男子衣冠的意识，在此特指男装女性。

《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女扮男装的流行，尤其以武周时期最为盛行。

这时期的女子们外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骑马游猎成为普通日常，传统衣裙无法适应这一变化遂被淘汰，当然民风再是开化，仍有传统的道学先生们，对此大逆不道行为口诛笔伐，与时尚唐女一同走在时代前列的大诗人杜甫、李商隐却由衷的对这些女子们发出“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倾城最在著戎衣”的等赞美之词。

当时的唐女们也许不会感觉到，随便穿穿喜欢的衣服，骑骑马，打打猎有啥好激动的，但假如她们能看到同时代的印度女子遭遇，就会万分庆幸生在大唐中国了。

同时代的印度女子们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在经济上有且仅有一条原则：“财产永远归于男人，在家庭中不管丈夫是酒鬼还是人渣，都必须奉丈夫为神明。”

而大唐却在宫中设置了女官职位，唐女有对嫁妆的处置权，有想改嫁就改嫁的自由，即便偷情被抓也只用坐牢一年半、绝不会有浸猪笼等惨剧发生。

据统计，唐公主共二百余人，竟有23%的公主有两次甚至三次婚姻，即便平民女子不如公主们如此任性，即便民间依旧有“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诗句流传，虽然这其中有诗人的讽刺存在，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的确是所有古代女子们的最高峰了。

女着男装是她们进一步要求提高女子权益，甚至要同男性比肩的强烈渴望，上至武皇，下到民女，那真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女性高光时刻。

当时的唐女们也许不会感觉到，随便穿穿喜欢的衣服，骑骑马，打打猎有啥好激动的，但假如她们能看到同时代的印度女子遭遇，就会万分庆幸生在大唐中国了。

同时代的印度女子们在政治上毫无发言权，在经济上有且仅有一条原则：“财产永远归于男人，在家庭中不管丈夫是酒鬼还是人渣，都必须奉丈夫为神明。”

而大唐却在宫中设置了女官职位，唐女有对嫁妆的处置权，有想改嫁就改嫁的自由，即便偷情被抓也只用坐牢一年半、绝不会有浸猪笼等惨剧发生。

据统计，唐公主共二百余人，竟有23%的公主有两次甚至三次婚姻，即便平民女子不如公主们如此任性，即便民间依旧有“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诗句流传，虽然这其中有诗人的讽刺存在，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的确是所有古代女子们的最高峰了。

女着男装是她们进一步要求提高女子权益，甚至要同男性比肩的强烈渴望，上至武皇，下到民女，那真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女性高光时刻。

3、时世妆、回鹘服，是唐女们对安定和平的强烈渴望

三国开篇诗说：“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兴替皆是如此。

在唐女们对平权的无限憧憬里，安史之乱爆发了，九年战乱，流离失所，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惊魂甫定的唐女们，再也没有心思去涂胭脂、弄红妆了。

《新唐书》中有对当时女子普遍爱好的时世妆容描绘：“妇人为圆鬟锥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

时世妆又称“啼妆”，因其“状似悲啼者”而命名，与安史之乱前白面堆红的赫面妆相反，赫面妆火热喜庆，大气磅礴，时世妆几乎可说是全裸脸，再配上一对忧愁的八字眉，唯一能提亮整张脸的樱唇上还用黑膏涂抹，经历安史之乱后的晚唐人们，再也恢复不到之前那种爱谁谁的大无畏气场中去了。

《新唐书·车服志》云：“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

安史之乱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排斥胡服的风潮，由于唐肃宗借兵回鹘平定叛军，大量回鹘人留居唐国境内，因此又在女子服饰兴起了回鹘装。

所谓“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说的正是中原女子身着回鹘衣装的潇洒情态，花蕊夫人在《宫词》中说：“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宫人对回鹘装的热衷，引发士庶之家竞相仿效，如此一层层传播下去，直到普及为大众服饰。

在白居易作于元和年间《上阳白发人》中有：“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从诗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女性装扮俱都以阴郁的妆容、沉重的椎头髻为主。

其实无论穿戴男装、胡服还是回鹘服，唐女们都不过是在模仿那些有力量的事物，模仿生命中出现的所有强光，向强者致敬。

而回鹘、胡服与唐人服饰的融合，既开创了大唐多彩服饰的文化先河，也是多民族融洽团结的友好象征，基于此产生的新文化影响了后世人文的方方面面，及至今日，唐人服饰在日韩传统服装中仍占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世界文化潮流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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